此时，如此众多的行政规则的效力将难以单纯以内容判断效力。
三是对法治价值旨向问题仍然存在误解。当然，非民主型法治可能有人治的倾向，但是，在依法治理、统治这一点上，区别于凭靠人主或社会精英个人意志、偏好或判断的赤裸裸人治。
道家倡导顺之自然，无为而治，甚至追求"物我两忘"，作为个人的主体消解于虚无之中，无独立的权利可言。第四，形式法治重视程序公正，不追求实际结果公正。我觉得这种划分也有可取之处。第二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资本主义经历了由自由放任到福利国家时期的转变，法治随之也转向民主实质法治，其主要特点是法律本身并不自动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法律甚至宪法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即人们开始追问法律正当性的价值基础。现在的问题是，许多群众检举信函交到上级领导机关后，层层转批，最后又回到本单位领导手中，随后而来的是被检举人的打击报复，这就涉及到如何保护群众行使监督权的问题。
问：您提到，现代民主型法治首先是在西方产生发展起来。这就如同政治体制一样，不能仅仅以时间维度作为分野，古代虽然通常实行专制体制，但是也存在民主体制。从简单的消融于社会之中的权力结构，转为复杂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等级制权力结构。
在"陌生人的社会"，其效力诉诸舆论压力和良知自律的道德约束顿觉乏力，骤然失灵。在市民社会层面，自愿共同体的法律能够真正成为特定人群自己的法律。非国家权力公域的大小，通常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民主发达程度，当国家权力范围内的公域完全消解在非国家权力的公域之中，民主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还有，国际上一些和平组织和环保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涌现与迅速发展，为本文所构想的自愿共同体提供了令人鼓舞的现实范例。
三是现代社会契约身份制的形式平等的等级结构。二是即便贤君明王也难保一世英明，永无谬误。
读了以上描述之后，人们也许会生产这样的疑问：自愿共同体法治是否仅仅存在于理想之中，而无任何现实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笔者所探讨的新型法治秩序不过是向人们展示一个想象的乌托邦而已。以宪法为核心的公法便是这种"社会契约"的集中表现形式。他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真正的共同生活……应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它在商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法律即商人法，并组成了商事法庭，裁决商事纠纷。
剔除政治与道德 的影响。制裁手段更多地是诉诸民事的和行政的，而刑事制裁的范围、种类和强度将大大减少。立法机构是民选机构，被视为表达民意的"圣坛"，现代民主的核心体制，但是，伴随代议制的蜕变，代表日益脱离选民，逐渐成为职业化的官僚政客，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关于氏族社会的结构，上文已经论及。
网络中虚假的信息或可能出现的其他负面因素，可通过公开的讨论、批评机制以及共同体的自律性规范加以抑制和消除。生活其中的人们熟悉自己的生活事实，他们根据这些事实平等地参与规则形成过程，通过民主协商和自由讨论，能够制定出与事实相符合的规则。
后来，这种效率观在边沁设计的"高效率的监狱"中得到了体现，在"美国的效率崇拜"中发挥到了极致。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方面是人们在适应特定环境的交往互动中自发形成的，同时，作为具有反思和丰富想象力的人类，还能借助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理想的追求，有意识地调整和变革社会结构。
关于如何划分人类演进的历史阶段，人们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因迄今仍难取得一致意见。（3）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严格意义上是互惠的，即成员之间共享、不计功利以及互助。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愈不平衡，种族、民族关系愈复杂，文化的多元程度愈高，其生活事实的差异就愈大。严守法律职业的"入伙"标准。" 本文无意详细阐述复杂的科学原理，我们仅从"随机"、"巧合"、 "混沌" 这些科学名词的表面含义上，似乎就足以感受到事物的"无常"特性。反之，等级越低，义务越多，社会底层几无权利可言，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
这种科层制的权力结构虽然受到法律的限制与约束，并彼此形成某种制约关系，但仍然在某种程度具有前现代社会特权身份制官僚体制的特征与气质，人们所处的权力等级标示其身份，而这种身份又标示着人们在权力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契约自由背后常常包含某种被迫的情势，通过契约联缀的群合在很多情况下仍然不是真正的自愿群合。
因为这种关系中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风险，每个人必须以经济人的"理性"精打细算，精明博弈，以确保在残酷无情的竞争中能够获利。历史上，各个社会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体制或意识形态统合或消解差异或偏好的努力，都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
通过自愿共同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与沟通，在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确立国家层面的以宪法以核心的基本法律，不同共同体根据这些基本法律在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符合自己真实需要的具体法律。显然，这种占有性的个人权利观与个人主义的平等权利论密切关联，相对于等级特权观念而言，这种平等权利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1. 摆脱金钱的奴役 在斩断了特权身份制社会的各种关系羁绊之后，获得自由的个人面对的是一个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过着利己的、彼此隔绝的私人生活。恪守实在法规则所构筑的"法律帝国"。对于这种法律，每个成员既都是立法者，同时又都是守法者。一旦人开始从自身而不再是向神圣权威寻求秩序存续的根据与理由，一旦人的理性权威压倒了神圣权威，一旦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再是来世进入"天国"而是尽情享受现世生活，一旦生命的重心从诉诸内在信仰转向倚重外求利益，神治秩序就很难继续存在了。
不过，历史上实行人治的种种教训甚至灾难表明，社会或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或少数精英的人治实不可靠：一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实际上，形式法治对一般效率的维护，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享受效率的成果。
在这种功利观的怂恿下，个人近乎疯狂地索取：向他人索取，向社会索取，向自然索取，"在每一个个别事件上，则要看荣誉或利益、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制哪一个在他自己的心里占上风而独立地做出决定"。要消除这种经济异化，挣脱金钱对人的压迫与奴役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对人的压迫与奴役，就应重整社会关系。
这类整合或调和确实收到了某种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秩序中内信与外迫之间的紧张关系。然而，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实际的平等，社会仍然存在等级身份。
（6）所有决定都对全体成员公开，随时接受成员的建议与批评。现代社会的许多犯罪与纠纷都源于利益冲突，大量非功利性自愿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将弱化的人们的逐利意识，基于利益的冲突可能随之大大减少，与此相关联的纠纷和诉讼也将随之大大减少。通过对特殊情况给予特殊关照，避免适用普遍、一般规则可能造成的具体不公正结果。因为一部世界现代史反复告诫人们：落后意味着被动挨打，发展是硬道理。
内容提要：在现代社会，神治、德治和人治都逐渐失去了基础，法治成为主要治道。现代市场经济为个人最大限度地索取提供了场地和机会，而现代形式法治中的法律（其中特别是私法）为这种索取提供了有效的保护。
政府必须依照授权"契约"行使权力，否则，民众有权拒绝服从，甚至有权推翻政府。在这方面，工会、妇联、残联、教会等共同体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个人自由是个人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不再受强制性的特权身份等级的束缚，而是通过契约与其他人发生联系。尽管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奉行计划经济的国家，一旦进入现代社会，追求高效率都相继成为一种主导性价值。
